小时候，我在一所乡村小学上学，每看到城里的孩子在作文里写自己的“教学楼”，就感到相当的羡慕和愤怒，因为我们的教室全是泥墙瓦顶的平房。

这种情况在我小学快毕业的时候（大约在80年代中期），终于有了改观，我们学校也要盖“教学楼”了。我们看到学校操场上运来了一堆堆钢筋、水泥、砖头，教学楼就用这些材料盖起来，一层，两层，三层。此后很长时期，这座三层的白墙平顶楼房，都是我们村子里最高，最体面，最现代化的建筑。

后来我利用做记者的机会，走访过全国很多农村，都有类似的发现，乡村中小学的教学楼往往是村子里最现化化或者惟一的现代化建筑。越是偏远贫困的的地方越是如此。

说它现代化，是因为这些教学楼无论所用材料还是建筑施工方法，与乡村传统民居走的都不是一条路子。乡村传统民居一般采用本地出产的土木材料，楼层不超过两层，屋顶是斜顶。乡村中小学教学楼一般都采用实心砖、水泥做材料，楼层在两层以上，通常是平顶。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大约兴起了两轮建房高峰，传统乡村民居逐浙为西式现代民居所取代。2002年，我写的《土楼春秋》一文（见楼下）对此曾有阐释。而乡村中小学教学楼，作为乡间为数不多的公用建筑，事实上充当了乡村建筑现代化的先锋和试验品，国家的“普九”计划使得修建中小学教学楼成为时间、方式上都相对统一的行为，80年代末90年初是其修建高峰。

这个修建高峰，让中国乡村中小学校舍在较短时间内提高了容积率，用上了较为现代的给排水设施，但也种下了不可忽视的安全隐患：

建教学楼虽有财政补助，但经费总体而言是非常不宽裕的，通常的做法，是国家拔一部分，本地农民集资配套一部分，后者很可能还要占大头。用于盖校舍的资金总量，即使不发生任何浪费、贪污行为，也不足以盖起一栋高质量的教学楼。

也因为这样的原因，乡村中小学教学楼不太可能由具备资质的施工单位承建，所谓招投标、监理、验收等制度，在时当的环境下基本形同虚设，往往是对现代建筑尚无经验的本地包工头靠自己的胆量土法上马。我记得，我们家乡小学的教学楼，就是由一位本地的泥水匠承包的，因为他曾经给我们家刷过墙，所以我认得他。这座教学楼很可能是他平生接到的第一个较大规模的工程。这名朴实的乡村泥水匠因此而迅速体面起来。

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腐败的问题，正因为它是“公共”建筑，业主是虚的，教学楼可能是经手部门官员最敢吃拿卡要，包工头最敢偷工减料的工程。所以它的质量，不但比不上政府权力部门的办公楼，甚至比不上农民的私宅。

这样盖起来的教学楼，外形上是现代化了，但因为先天不足，抵抗地震等灾难的能力，可能既不如乡村泥瓦匠积累了几千年经验的传统中式建筑，也不如城市里采用现代技术和施工制度盖起来的西式现代建筑，属于最危险的一类。

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四川震区会倒这么多的教学楼，为什么孩子会死在教室里。比较可怕的是，全国各地乡村中小学的教学楼，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建起来的。如果地震发生在别的地方，相同的悲剧很可能会上演。

可能需要为此做些什么了。我想，需要对盖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教学楼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它们中的相当部分，可能都应该快到报废年龄了。以国家现在的财力，应该可以让祖国的花朵们在更加安全的教学楼里上课。

很想去汶川，因为那里地震了。
几年前去过汶川，是从成都坐车去九寨沟。一路上车都是在一条峡谷里穿行，一边是浑浊咆哮的江水，一边是陡直黢黑的悬崖。河谷里偶尔有一两块平坦宽阔一点的地方，就会有一个村庄、城镇。汶川应该就是其中一个。但我已经很难将它与记忆中的茂县、映秀这样的地名区别开来。对我这样的匆匆过客来说，它们就是路标上的几个字而已。
不过我有点喜欢这些高山峡谷里的城镇，觉得它们有一种特别的美感，它们的小巧、精致与周围山川的宏大粗犷居然能浑然一体。而是事上，他们是生活在如何的危机之下啊，地震，泥石流下来，一个村庄就能全没了。
这条山谷里的手机信号是很不好的，我记得那次我坐在车上，时断时续地和庄慎之通电话，最后确定了刊发一篇非常重要的报道。这篇报道的刊发让我们事后兴奋了很久。
这样的激情已经很久没有了，因为我离开新闻采访一线已经多年了，很久没有月夜飞发奔采访了，很久没有通宵旦写稿了。记得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在星期三的下午，做完版以后出去采访，晚上都在赶路，广东的几条主要出省通道，都是这样熟悉起来的。
是什么阻止了我们上路？琐屑的幸福？虚伪的体面？肥厚的肚腩？松驰的肌肉？
这个遥远的汶川，和那里发生的事情，再次燃起了我的激情。是该再次上路了。

转我的朋友长平写的一段话，表达我相类似的感受：疲倦至极，但无心睡眠，觉得睡觉是不义的，我应该陪着他们，为逝者守灵，为伤者祈福。上班的路上，忍不住恸哭失声：吾土吾乡，吾国吾民，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生何其困蹇，死何其悲惨。

生何其困蹇，死何其悲惨， 是啊。

贴一篇旧作

1

江万汉退休生活的内容之一是卖抽水马桶。

他在福建永定县高头乡高北村的街边开了一家建材店，店里最醒目的商品之一就是各种各样的抽水马桶。

六年前，他开始开这家店的时候，“一年也卖不了三个（抽水马桶）”，可现在，一年他能卖出三五十个，而他这样的建材店，在街上已经有了3家。

高头乡是著名的“土楼之乡”，坐在江万汉的店门口，远处山坡上一座座巍峨的圆形或方形土楼与青山绿野浑为一体，近处，却都是新建的钢筋混凝土洋房，贴着白色马赛克，洋溢着现代的，都市的种种风情，包括汉万汉的房子在内。

米兰昆德拉就是这样描述他对现代生活观感的：“抽水马桶像鲜花一般盛开。”只有高小文化的汉万汉没有听说过这句话，但作为一个颇有阅历的地方政治重要参与者，他知道自己卖出一个抽水马桶就意味着又有要栋新式洋房在兴建，往在土楼里的人又少了一家。江万汉自己，原来住在一栋叫“振田楼”的圆形土楼里，那里曾住了9户人家，现在只剩下一户，“生活好点的都搬出来了。”

　　土楼里的生活已渐渐远去了。

2

沿着一条新修好不久的山间柏油马路进入高北村，首先进入视野的就是一栋巨大的圆形建筑和它黑黢黢的蘑菇状屋顶。这就是被视为永定客家土楼代表作之一的承启楼。在承启楼的两边，还有两方一圆三座土楼，这就是研究者称为“高北土楼群”的主体。

住在这几栋土楼里的居民，都是一名叫江集成的先民的后代。高头乡是永定江姓人聚居最多的地方，据县志和族谱记载，高头江氏是从传说中的客家发源地宁化石壁村迁来。居于闽粤赣交界处山区的客家人，往往都用一些含糊的传说和故事证明自己家族来自北方中原腹地，是汉族的嫡系传人，他们最显著的特征是操一口保留若干古汉语特征的客家方言。虽然自称为“客”，但在上述地区，客家人早已“反客为主”，成了当地的主要居民。

江集成生活在明末清初，是高头江氏的15世孙。江集成并不是巨商大贾，更不是达官显贵，只是一名普通农民，据传主要以耕田放鸭为生，靠勤俭节约善于持家而略有积蓄，买下了方形土楼五云楼，继而又兴建了承启楼（圆楼）和世泽楼（方楼），开创了自己家族的基业。

承启楼由内外四个同心圆的环楼组成，直径62.6米，高达四层的外圈是它的主体。外圈每层有72个房间，一层为厨房，二层为谷仓，三四层为卧室。一二层都没有窗户，只有四五层有狭小的窗户。内圈三圈都是平房，分别为杂物房、书房和祖堂。内圈还有水井两座。整个大楼，只有朝南的正门和东西两座小门可供出入。最盛时这座楼中住了80余户，600多人，俨然是一座封闭、自足的小型城市。一名江氏后裔在自己的文章中这样描述：“傍晚，华灯初上，人声沸腾，它象喧闹的街市；夜半，月明星稀，万籁俱寂，它又幽静得如古刹深宫。”

在18世纪初，完全没有现代施工工具的当地农民如何建起这样的超大规模建筑，简直是一个謎。以承启楼为例，光平整它几千平方米的地基，可能就要花几年的时间。在建造过程中，他们还要克服一系列的技术难题，比如，地基的一部分是烂泥田，为解决地基不实的问题，他们从山中运来富含油脂的百年巨松，埋在地下再在上面砌墙基。厚达一米多的土墙，在夯筑过程中，因为太阳的照射，会出现干燥不均的问题，筑墙时要有意地往一边倾斜，但倾斜的角度和程度，只能靠经验来掌握。因为土墙干得很慢，一层墙筑完之后，至少要等到第二年的冬天才能接着筑第二层。

承启楼这项庞大的工程，从明末的1628年到清初的1709年，花了将近一个世纪，历时两个朝代。以江氏当时的经济实力，农耕业的积累和剩余有限，不可能大量地雇工，除少部分技术活比如木工外，几万立方米的土方，几百立方米的木材，数以十万计的屋瓦，都要靠自己家人蚂蚁搬家似地来完成。据江氏后人回忆，参加建楼的有江集成和他的4个儿子，20个孙子，72个曾孙，其家族强大的凝聚力和动员能力，可见一般。

在明末清初，在满人汉人，李自成和吴三桂为江山美人而战的时候，在这闽粤赣交界处“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江集成的农民和他的儿孙们，却为建造自己家族的图腾巨宅耗尽了几代人的精力。当然，还有无数别的农民在同时做着同样的事情。

3

今天，意欲一睹土楼雄姿的游客，无论是从龙岩市还是永定县城，坐上两个小时的汽车，就可以轻松遂愿。但在江集成建造承启楼的时代，维持这里和外界的联系只有一些石砌的山间小道。周边三个省会城市福州、广州、南昌，离这里都有千里之遥。可以想见，当时这里是怎样一片化外之地。貌似强大的中央政府和皇帝，势力最多只能到达40余公里外的永定县城。县城以下，就是自生自灭，弱肉强食的世界。每个人惟一可以依赖的就是血缘。没有强大的宗族合力，不仅单个的人，就是单家独户的家庭也难以生存。

从承启楼所在的高头村往东走不过2公里，有一个天然隘口，传统上，这里是客家人聚居的汀州（治所在今天的长汀县城）和闽南人聚居的漳州的分界线，也是汀江流域和九龙江流域的分界线，隘口的两边，流的是不同的水，讲的是不同的方言，在特定的历史时段也就是不同的利益。有心的研究者发现，土楼中内向性最强，防御能力最突出的圆楼，主要就分布的永定县东南部与漳州南靖、平和接壤的高头、古竹、湖坑、下洋等乡镇，以及南靖、平和与永定接壤的地带。显然，土楼是当地激烈的生存竞争和强大的宗族社会的产物。

根据考古发现和史料记载，至少在1000年前，永定人就开始建造供聚族而居的大型高层方形土楼。永定湖雷乡馥馨楼，初建于北宋年间，至今仍有人居住。到明朝初年，圆形土楼就已出现。永定下洋初溪村集庆楼，据考证建于15世纪初，至今亦有人住。这座建于溪边高地上的4层大型土楼，居然没有石砌墙基，直接从地上开始夯墙。直到明朝末年，当地人才开始掌握石砌墙基的技术。

最早的土楼大多是象承启楼一样，靠家族动员，以农耕业的积累和剩余兴建。集庆楼的居民对先祖建楼历史的回忆是“十八兄弟”，就是说楼是十八名兄弟齐心协力建成，至于十八兄弟是亲兄弟还是堂兄弟已不得而知。他们认为建这样一座楼并不需要很多钱： “土是自己挖的，瓦是自己烧的，木头是自己从山上扛的，花不了什么钱。”

清代中叶永定条丝烟业的兴起和清末民初永定“走南洋”高潮的出现则为永定大型土楼的兴建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明朝末年，永定开始种植晒烟，到清朝末年，永定烟叶产量达到每年150－180万公斤，经营条丝烟的永定籍烟行、商行遍布大江南北，因此而累成巨富的不乏其人。鸦片战争以后，永定人开始大规模“走南洋”（到东南亚一带打工和经商），至今永定籍华侨已达30万之众，而侨民的主要流出地正好又是圆楼最为集中的永定县东南部几个乡镇：下洋、湖坑、高头、古竹等。因经营条丝烟和“走南洋”致富的永定客家人，有了更多的经济实力在家乡建造高楼巨宅，永定现存较有价值的土楼多数建于晚清和民国初年。不过这时建造土楼更多地带着一种发迹后光宗耀祖的炫富意味。与承启楼相距不到6公里的湖坑乡洪坑村振成楼，是目前永定土楼中名气最大的一座。振成楼是洪坑林氏家族兴建，林家在清末民初经营“日升”牌烟刀发家，号称永定首富。他们先是耗资20余万元建造了著名的府第式土楼福裕楼。民国初年，林氏后人林鸿超亦官亦商，曾任民国中央政府众议院议员。1912年，林鸿超与几个堂兄弟合力出资8万元兴建振成楼，历时五年建成。振成楼按易经“八卦”格局建造，中央的祖堂前立着4根白色大理石柱，内圈的栏杆是铸铁制成，整个楼洋溢着一股西方的，现代的气息，与土生土长，粗朴大方的承启楼显然属于不同类型。据称，振成楼的部分建筑材料，比如内圈楼道栏杆，是从上海购入，经水陆长途跋涉运回。而永定下洋霞村的永康楼，富丽堂皇更在振成楼之上。永康楼是当地胡氏族人到新加坡、香港经商致富后出资兴建的。振成楼和永康楼，可以看作是从事工商业致富出资建楼的代表。

4

无论如何，遍布永定境内的360余座圆楼，以及数目难以详尽的方楼，已经成了中国民居的一大景观。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游客到这里来探访这些神秘的建筑，这些神秘的客家人。他们惊讶于这样宏伟的建筑如何建造在这样贫脊的乡间，惊讶于客家人苦难的迁徒史、生存史、创业史。

每座土楼的大门口，都放着几条被磨得油光水滑的木板长凳，土楼里的居民，闲时就在这里歇息闲谈，迎接远方来的游客。但这些好客的客家人现在活得如何，却往往少有人关注。

只有土楼内外的居民知道自己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江胜安就是其中一个。这个个头矮小的高头江氏28代孙，承启楼的居民，显然属于一名乡村精英。看到来土楼旅游的人越来越多，1996年，他就和楼里的居民商量，由他来承包本楼的旅游。他交纲承包费用于楼内的公共支出和各家分红，而自己则获得了向前来参观承启楼的游客收取门票的权力。第一年，承包费是800元，以后逐年涨到900元，1800元。到2001年，承包费已经涨到5.3万元。但显然，江胜安仍然从承包中颇有收益。今年，承包费居然一下涨到了9.3万元。这次，他再没有承包，他私下认为这次可能标得太高了。

尽管最早知道通过土楼旅游来挣钱，江胜安却是最早搬出土楼居住的承启楼居民。

1982年之前他住在承启楼东门边。他和父母，6个兄弟姐妹拥有土楼里的一个单元，一楼的一间厨房，二楼的一间谷仓，三楼和四楼的两间卧室。

这样的空间对于一个8个人口的大家庭来说是太狭小了。此前，解决新增人口的住房问题的主要办法是再进行一次家族动员，或者找到几个同宗合作，在附近找到一块地盘再新建一座土楼。清朝中叶，江氏族人就是这样新建了承启楼边的世泽楼，到20世纪的六十年代，他们又兴建了另一座圆楼侨福楼。留在高北村的江集成后裔500余人，全部住在五云楼、承启楼、世泽楼和侨福楼这四栋大土楼里。

但江胜安和他的先祖们已经不同了，他的时代和他的先祖们更是不同了。作为一名富有前瞻性眼光的乡村精英，江胜安利用参加乡、村工作的机会，多次到过外地很多地方以及一些大小城镇，他知道自己理想的居所是怎样的。

1982年，他花3600元买下了承启楼外公路边原生产队仓库的地盘。一年之内，他的拥有220个平方，砖木结构，带卫生间和6个房间的两层楼房落成，成了高北一景。这让他还住在土楼里的宗亲们很是羡幕。江胜安当然更知道新房子比起土楼的好处：“第一是交通方便，能做点生意，睡觉也不吵。”在自己的新房子里，江胜安和本乡一位教师结了婚，为提升自己和家庭的社会地位而努力。

在此之后的三年，也就是1985年，才有另一户一家搬出承启楼。但此后一发不可收拾，短短几年间，承启楼就有35户，超过一半的居民搬出了土楼。他们在靠近或远离承启楼的地方兴建自己的新房，建的房子参差不齐，有夯土墙的，有砖砌的，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单家独户。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江胜安这样的经济实力，对于一户主要靠种地维生的农民来说，建一所单家独户的房子，往往要经过一两年的积累，自己完成泥木等大部分工程。动工时则靠请亲戚朋友帮忙。但这阻挡不了人们搬出土楼

在相同的时间，一股建新房热也席卷了振成楼所在的洪坑村，集庆楼所在的初溪村，以及刚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力获得空前解放的更多农村。初溪村现任党支书徐苗光在2002年的8月底带我们参观他于上世纪80年代初兴建的新房。这是一栋一字排开的房子，夯土筑墙，两层，中间是一个厅，两边各两个房间，楼上有一条用木头架空搭建的楼道。这种格局的房子，被当地人称为“五家居”，是上世纪80年代初永定农民建得最多的房子。与宏伟的圆楼比起来， “五家居”显得单薄而粗劣，但它前后采光，通透明亮，最重要的是，它不用和别的人家共用一架楼梯，共享一面墙壁。

徐苗光的“五家居”建在村后高坡的最上头，曾在三座土楼里住过的他，似乎有意有远远躲开土楼里的拥挤和喧闹。时至今日，土楼作为历史和文化遗产为人们所称道，但它不适合现代人居住的一面往往被忽略了。几十上百户人家同居在一个比较狭小的空间内，家族的凝聚力是以牺牲小家庭的私秘为代价的。土楼里的房间分配方式是一家人拥有从上到下每层一个房间的一个单元，这样，无论人在几楼，直接面对的都是邻居，一楼厨房里做什么菜，二楼谷仓里放了多少粮食，三楼睡房里发生了什么，都毫无保密性可言。土楼里人口密度高，如果公共管理失败，卫生便成了最大的问题。土楼里的内圈往往是猪舍，每到夏天难免臭气冲天，蚊蝇乱飞，而紧挨着它们便是厨房。土楼里没有卫生设施，为解决便溺问题，每家每户都在睡房门口放一个大尿桶，散发出难闻的骚臭味。

当然，土楼里生活的不便并不是人们搬出土楼的所有原因。

5

在上个世纪的40年代，小学毕业的江万汉当了一名泥水匠。家境贫寒的他没有更多的选择，自己对生活也不敢有过多的奢望。只有他的老师，当地小学校长江学昭对他另眼相看，预言这个孩子会有出息。

这名乡村教师预言了自已学生的未来，但怎么也预料不到，几年之后他的学生在当地政治舞台上暂露头角时，他却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远赴大西北服刑。1974年，他被释放回乡时，已是个垂垂老者，而他的学生已是个风华正茂的公社革委会主任。

这一对师生的迥异遭遇似乎正是当地宗族社会解体的一个缩影。

江学昭的哥哥叫江焱昭，是当时国民政府古高乡（管辖古竹和高头）乡长，他们的父亲江子平，在上世纪40年代的高头是个富具影响力的人物，可以说是当地宗族社会的最后一名代表人物。

据江氏后裔，原永定县志办主任江文野回忆，一个宗族社会领袖人物并不一定是所谓族长房长，他的地位和威信基本上是在当地长期社会生活中自发产生的。他必须符合一系列的条件，比如，他为人要忠直；作为一个农民的话是个全能的农民，各样农活都能拿得出手；有一定文化知识；比较有钱。江子平就是这样一个人。

江子平原是一名乡间医生，他的职业和他的职业道德为他羸得了一定的名声，当乡长的大儿子和当校长的小儿子给他提供了更多的支持。承启楼后原是荒山，他号召族人种下一片风水林，村口的茶亭，一年四季都是他舍茶。

他的威信日隆，五云楼、世泽楼、承启楼，以及周围的大小事情都离不开他。，小到楼内的卫生，大到一般治安案件，都在宗族内裁决而不去告官。据土楼居民回忆，民国27年左右，一名外族人与五云楼内一名妇女通奸被抓获，被江子平的儿子江焱昭当场处死。土楼里从来就是这样，有自已的规矩，也有执行的手段，土楼里的秩序就是这样维持的。比如，土楼里曾有这样一个规定，各家各户的妇女在楼道里晾晒衣物的时候，妇女的衣物高度不能超过楼栏杆也就是视平线。曾有一名刚从外地嫁过来的媳妇，因为不知道而违反了这个规矩。他的公公江炳轩知道后，并没有责怪自己的媳妇，而是怒斥自己的妻子没把媳妇管教好，这个可怜的妇人，在羞愤之下居然上吊自杀了。

1946年6月，共产党率领的军队渡过长江正向福建挺进。当时的国民政府永定县长赖作梁派人与长期在当地活动的中共地方武装谈判起义。1949年9月1日，永定宣布解放，高头江氏族人，贫农出身的江岩当选为第一任县长。

而此时，当过国民政府乡长的江焱昭却不得不处于逃亡途中。他成功地逃到了緬甸，但他60多岁父亲江子平被新成立的政府抓去关了几个月，据称主要是因为他私刻公章为逃亡的大儿子开路条。

让人惊讶的是，江子平被放出来后，影响居然还在，甚至新政府扶持成立的农协和互助组的负责人，作为江的子侄辈，处理事情也要听他的。

但这种威信终于没能维持多久，随后就是土改，“三反五反”，江子平的房产和土地被大部分没收。更为严重的是，二儿子江学昭以反革命罪被判无期徒刑。江子平的威信彻底崩溃，他种下的风水林，最终全被砍去炼了钢铁。

1954年，高北高南合并成立高南农业社，贫农出身，有一定文化的江万汉被任命为社长。此后，他历任人民公社高头片指导组组长，高头公社社长，古竹公社（含高头）革委会主任，书记。 1984年，55岁的他从县建设局局长任上退休，用他自己的话说，当了一辈子干部，退休时“只背回一个樟木箱子”，以至还要靠经营建材生意维持生活。。

作为一名地方政治的主要参与者，江万汉目睹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从社级社到高级社，从人民公社到乡镇的各种变迁。他的一个大感受是，在1949年以前，国民党政府的乡村干部保甲长要听当地宗族首领的，县以下基本处于自治状况；而1949年以后的共产党乡镇干部则树立了绝对的权威，扫清了宗族势力。

设立人民公社以后，地方政治格局便稳定下来，公社（后来是乡）成了最基层一级政府，主要由上级政府委派的公务员任职。他们的权力来自上级的委任，所以主要也服从于上级的指示。大队（村）一级的干部虽一般由本地人充当，但他们的权力和权威也同样来自上级政府的委托。中央政府的意志直达乡村，远在北京的毛主席说了一句话：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承启楼外公共食堂的干饭就变成了米汤。从来没有一个规模如此大（公社时代一个公社机关的公职人员有10几人，现在乡机关的干部则达到几十人），功能如此强的政府存在于乡间。政府提供了以前历代政府没有提供的公共服务。治安和秩序，当地农民不再靠宗族和土楼庇佑而能安全地生活。宗族已经没有生存的空间。

但在宗族退出地方政治舞之后，人们并没有马上搬出土楼。在宗族之后，一种更具动员能力的组织出现了，那就是大队和生产队。很多土楼，整个楼改成了一个生产队，大的土楼则改组成几个生产队。再没有一种居住方式更适合生产队组织生产和进行政治动员了，队干部站在楼中间一喊：出工了，队员们便从大门鱼贯而出。以大队，生产队为组织单位，在五六十年代，当地又兴建了大批的土楼。

上世纪80年代初，大队改村，生产队改村民小组，土地分到了农民手里，集体生产方式解体，家庭成了最基本的生产和组织单位。

土楼的建造和维护，需要基层社会有强大的内部动员和组织能力。但现在，没有一种力量可以取代1949年以前的宗族和1978年以前的生产队。

据江万汉记忆，1982年之后，当地再也没有建过一座土楼。

率先搬出土楼的江胜安，在今年3月，却重新搬进了土楼。事情缘于当时土楼准备申报世界遗产，申报前当地政府对重点土楼内外的环境进行了整治。比如，把猪圈鸡舍搬出土楼，把土楼内居民自己架设的蛛网般的电线、电话线、有线电视线埋入地下。而整治中重要的一项是把土楼周边与土楼景观不协调的新建住房拆除。一个月之内，承启楼周边26栋新房全部被拆除，当然包括曾给江胜安带来荣耀和舒适的房子。

尽管整治过后的土楼内环境有了很大改观，甚至，土楼的一楼还有了冲水式的厕所，但江胜安一家并不打算再在里面长住。在离承启楼500米远的高北村市场边，政府规划了一个新村，一共有50多套宅居地，江胜安家在那里购得了两套地基。

江胜安满怀自豪地带笔者去参观他正在兴建的新房和新村。他的新房二楼已经封顶。他本来打算建4层，但他的妻子，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搬进来。毕竟，他们过惯了单家独户的日子，已经很难习惯土楼里的准集体生活了。

新村50多套房子三排排开，大多已经封顶。三排房子之间是宽达8米的街道，路灯管线和排水沟正在铺设。这些新房子的主人，原来都是土楼内的居民，相当一部分是承启楼住户。可以想见，这个即将建好的新村，和由若干座大土楼组成的老村子，完全标志着另一种生活，尽管它们只有咫尺之遥。

在新村里建一栋标准单元房：占地60平方米左右，砖混结构，四层，带厨房卫生间，大约要花10万元左右。江胜安的两套新房，据他自己估算要花20几万。

要靠高北村贫脊的土地上的产出挣到10万元是艰难的，但江集成的后裔们显然不靠这些。走在2002年的高北村，看不到什么年轻人，他们几乎全在邻近的漳州、厦门、广东谋生。正是他们挣回了盖起这些新房的钱。永定县统计局农调队的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永定总人口的17%长期在外打工。2001年，永定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3278元，这3278元里面，纯粹种植业不到400元。农业外的收入成了当地农民收入的主体。

站在江胜安家的新房屋顶，可以看见新村里各家各户的新房正在紧张施工，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当地的第二次建房高峰。

对比第二次建房高峰和第一次建房高峰会有很有趣的发现：第一次建房高峰总体上是由合到分，由集中居住的土楼到单家独户的小楼；第二次建房高峰却又由分到合，集中到集镇和马路边，为的是共享道路、水电等公用设施。第一次建房高峰的经济基础是分田到户以后农业的收益，建房时主要靠亲友换劳换工；第二次建房高峰的经济基础则是外出务工经商的收入，建房时多雇用专业工程队。第一次建房高峰的建筑材料主要还是传统的土木材料；第二次建房高峰则引进了大量现代建筑材料尤其是现代卫浴设备。当以拾粪积肥为美德的农民开始使用抽水马桶时，可以想像他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迁。农民居住方式的变化是最容易为人们所把握的，它的背后是基层社会深刻的政治经济变革。

新的建房高峰带来的是水泥、钢筋、马赛克、抽水马桶，给农民带来了现代生活的舒适，但也带来了另一些东西。建筑专家说，土楼的建筑材料：黄土、杉木、竹子，都是当地土生土长，房屋倒塌后能被大自然所回收利用。现代建筑材料却没有这些优点。若干年后，这些由乡村建筑师建造的仿现代建筑，终究会给乡间留下一批难以消化的垃圾。

更让人担心的是，当地农民纷纷搬出土楼，那些极具地方和时代特色的民居，终将无人居住。而无人居住的民居，是很难维护的。若干年后，在马赛克和钢筋水泥包围的乡间，还能找到他们的身影吗？

（吉江虹亦为本文作者之一，原文刊发于《书城》和台湾《大地》杂志）

第一篇

拉萨真相从哪里来？ 

作者长平

拉萨事件发生以后，小道消息迅速传开，但是国内媒体照例噤声。连续几天，各家媒体上都只有西藏自治区负责人的简短通报和谈话。通报中，对于事件的描述只有一句：“近日，拉萨极少数人进行打、砸、抢、烧破坏活动。”相当于一个标题新闻。民众从谈话对达赖集团的严厉谴责中，已经知道此事非同小可，自然愿闻其详。依循过去的经验，很多人通过境外媒体来获取更多消息。此时，几个揭露境外媒体虚假报道的帖子和视频却在网上流传开来，很快就酿成了一场中国民众愤怒声讨西方媒体的网络事件，出现了一些命名为“反CNN”、“反BBC”、“反美国之音”的网站。

根据网民搜集的材料，包括德国、美国、英国和印度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媒体对拉萨事件的报道中出现了明显的事实错误。从新闻职业规范来看，有些错误非常低级，甚至有刻意误导的嫌疑。尽管有几家媒进行了道歉和更正，但是失实新闻造成的伤害既成事实，难以得到中国民众的谅解。跟任何虚假新闻一样，这个伤害首先指向媒体自身的公信力，一万个真实也挽救不了一个谎言。在此事的后续报道中，在将来的其他重大事件中，倘或中国媒体同样不能自由报道，而境外媒体又变得面目可疑，那么真相从何处来呢？

一些揭露境外媒体虚假报道的网民宣称，他们要用行动让世人看到拉萨事件的真相。这个说法逻辑不通，因为他们的行动只能让人看见西方媒体报道不实的这个真相。拉萨究竟发生了什么？大多数中国人看到的只有政府在封锁消息几天之后统一发布的新闻。对于任何来源单一的垄断性新闻，我不敢说它是假的，但是也不能确认它是真的。境外媒体大多称之为“中国政府精心编织的真相”。随后政府组织外国记者赴藏采访，他们的报道大多也没有翻译过来。由于声讨西方媒体热浪当头，即便翻译过来也没多少人相信。

愤怒仍在扩散。尽管“反CNN”网站声明，“我们并不反对媒体本身，我们只反对某些媒体的不客观报道；我们并不反对西方人民，但是我们反对偏见”，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很多网民走到了相反的方向，甚至一开始就站在相反的方向：他们并不真的在乎新闻的客观公正，而在乎媒体本身的立场；偏见未必是不能接受的，关键是看你偏向哪一边。如果真的站在新闻价值的立场，那么他们就不会仅仅揭露西方媒体的虚假报道，而且应该质疑中国政府对消息源和国内媒体的双重控制。毫无疑问，后者对新闻价值的伤害更甚于前者。正如已经发生的事实，对个体媒体虚假报道的矫正相对容易，几个耐心细致的中国网民就可以做到；对新闻控制的抗议面对的是国家权力，全世界都徒唤奈何。

一些中国民众已经看到，虚假报道和偏见并不是最可怕的，只要有一个开放的舆论环境，允许充分的揭示和讨论，它们就有走向真相和公义的机会。这次网民对于境外媒体的成功反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最早发现问题并及时反应的，是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制作的揭发图像在BBS上自由流传，也在Youtube这样的著名网站上火热播放。假如这些网络媒体都受到限制，那么揭发进程就会遇到很多困难。

这些虚假报道对新闻价值的最大伤害，在于让很多人进一步放弃了对客观公正的信赖，而选择了狭隘民族主义立场。他们从中得出结论说，普世价值都是骗人的玩意儿，只有国家利益的你争我夺。他们甚至以此为依据说，撒谎也是一种“国际惯例”，从而对自己身边或者历史上的谎言予以谅解。当然，一些人本来就是这样想的，这次媒体事件让他们又找到一个证据，从而去对别人宣讲而已。

但是我也看到，有很多中国人借此机会进行了更广泛的讨论和更深入的思考。他们发现，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源自一种居高临下的文化优越感。那么应该警惕的是，汉人在面对少数民族时，有没有这样一种由文化优越感而导致的偏见呢？西方人对中国的歪曲报道，源自不愿意倾听和了解，沉迷于萨义德说的那种东方主义想象，那么我们对少数民族又如何呢？如果我们以民族主义为武器来反抗西方，那么怎样说服少数民族放弃民族主义，加入到主流的国家建设中来呢？达赖喇嘛要求政府对他重新评价，那么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除了官方的定性之外，能不能允许媒体自由讨论以进一步揭示真相？

第二篇：

《北京晚报》4月11日发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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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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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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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遭到网友们群起批判喊打的一位叫南都长平的人，可能又要为自己的言论自由辩护了，认为网民们要剥夺他说话的权力。本人对网上的论坛一般不够关注，但这次由于网民们炮火猛烈，对所谓南都长平的言论做了一下了解。一看才知，此人的“言论自由”恐怕不只是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而且是到了“恐怖”的程度，此人遭到批判的言论核心是说：“言论自由天然包括说错话的自由，尤其是质疑权力的自由，比谣言更可怕的是对言论自由的剥夺。”而且还公然标榜这是普世价值。按照这个逻辑：“言论自由”就可以颠倒黑白、捏造事实，就可以肆意歪曲历史、可以信口雌黄、可以“自由”地造谣、“自由”地抹黑、“自由”地扣帽子。就如同最近西方媒体在中国____问题上歇斯底里的表现一样，这难道就是言论自由吗？这是言论暴力。我从未看到任何一个西方媒体在它的国家里享有这种自由，因为这种自由侵犯了他人的权力，践踏了社会公义、丧失了起码的道德，如果这就是南都长平要维护的“普世价值”，那只能是失去廉耻的价值。

 原来并不知道南都长平是何许人，稍做调查，原来此人是南方报系的“当红炸子鸡”：这就不足为奇了，南方报系中以《××周末》为代表的报纸，一直以来标榜自己是中国最“西化”的报纸，最“大胆”、最有“见地”、最“深刻”，而且对推销西式“普世价值”、“新闻自由”不遗余力。南都长平的这种言论自然毫不奇怪。而这次所以引起如此轩然大波，是由于当下正是西方媒体公然造谣、公然抹黑、公然歪曲____事件的时候，这令人不能仅认为他或他们只是想要求“言论自由”，恐怕连自己的最后一块遮羞布都扯下来了。

 在一些所谓要求普世价值的南都长平们看来，只要是西方的东西，就是普世的，就是要坚持的，包括造谣的权力，也是需要维护的。这就不禁使人要问，从近代以来，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殖民和战争都是西方挑起的，这里有什么“普世价值”吗？南都长平这种人和这种言论的存在，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就是日下高喊和标榜“普世价值”和“自由”的人，不过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阴暗目的，给自己找一些堂而皇之的借口而已。但谎言终归是谎言，在事实和真相面前，谎言的作用就是使人们对虚伪看得更清楚，使南都长平们宣扬的“普世价值”遭到人们的唾弃。

转贴一篇文章。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这一段：

《中国工人》1959年第6期刊登了夏衍先生的新作品《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在该文中，作者写到：“解放之后，我去看过上海的曹杨新村、控江新村，我也曾去看过工人医院。看到这些，不知别人是什么感觉，我却总会很自然地联系起包身工的生活。包身工的形象，想起来就会使软心肠的人流眼泪。什么面黄肌瘦、骨瘦如柴这些话，都是不能形容她们的真实情况的。没有病的包身工是很少的，最多的是肺病、脚气病、皮肤病。这些包身工的两只脚已经肿得像碗口一样粗了，还是成天成夜地站在机器旁边工作。去年冬天我在北京参观了一处女工宿舍，看到她们床边有书籍、雪花膏、香水等，我替她们感到了幸福。最初我混在包身工群中观察的时候，最使我受不了的就是那种难闻的臭气。”

　　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他对比新旧社会“二重天”的时候，中国却正处于由史以来最严重的饥荒之中。饿死几千万人的悲惨没有打动他的良知，留下与《包身工》那样打动读者的控诉。他记录的是“她们床边有书籍、雪花膏、香水等，我替她们感到了幸福。”

      我有点理解为什么要把包身工从中学课本里删除了。

　　从“包身工”到“血汗工厂”
——谁是救世主？

　　文/邹啸鸣
　　

    05年是夏衍(沈端先)先生仙逝10周年。如今的读者，只要是高中毕业生，都可以被称为先生的学生——《包身工》这篇报告文学直到2004年，才从高一的课本中撤出。该文的影响可以说非常深刻，因为它不但影响了学生们的思维方法，甚至成为了以后新制度的注脚。
　　

本图片来自文献《包身工的仇恨》

作者：本书编写组编写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类别：文学 
出版时间：1974-01-00  印刷时间：1974-01-00
　　感谢互联网，让我方便地找到了《包身工》原文重新阅读了几遍，并且找到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的教师教学用书 (电子版)，该书从“课文研讨”、“关于练习”、“教学建议”和“有关资料”四个方面，详细地介绍了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如何检验学习效果、如何运用该文分析现实问题。
　　
　　重读原文及教师用书以后，我想提几个问题与大家共同思考。
　　
　　1、“芦柴棒”(文中着墨最多的重点人物)不进工厂的命运是否比进工厂的命运更好？
　　
　　2、包身工通过卖身契约失去了自由，那么她们获得了什么？
　　
　　3、通过历史的与横向的对比，让我们看看中日两国工人的工资差距是拉大了还是缩小了？
　　
　　4、该报告文学对包身工处境的改善有什么建议？对包身工们改善落后贫穷面貌有什么价值？如何评价该报告文学对脱贫的制度演进的影响？
　　
　　《包身工》作于1935年，是夏衍经过长期的实地调查，在详细地占有了大量可靠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他以铁的事实、精确的数据、精辟的分析和评论，把劳动强度最重、地位最低、待遇最差、痛苦最深的奴隶一样做工的女孩子们的遭遇公诸于世，愤怒控诉了帝国主义和买办势力的残酷剥削和掠夺中国工人的罪行。同时告诉人们，包身工制度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温床上，受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特殊优惠”的保护，伴随中国农村经济衰败生长出来的一颗毒瘤。
　　
　　——摘自(教师用书电子版)第一段。
　　
　　请注意，这一段所引用的“罪行”之“罪”，其实是道德谴责，而不是法律谴责。因为3年包身工契约是建立在双方合意和自愿的基础上的契约，并不违反当时的法律。那么问题就来了：包身工们如人间地狱般的遭遇，为什么官府不管？将女儿推向火坑的契约，父母为什么会“画十字”并接受10元银圆？这就关系到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包身工们没进工厂的时候，面临的是“咬着草根树皮”的竞争。进了工厂后面临的是“两粥一饭”的竞争。她们父母其实是在别无选择的绝望下进行了最优选择。因此，夏衍先生谴责她们两粥一饭的待遇太低当然有道理，但是忽略低效农业导致人们生存面临巨大风险的背景，也是该文的硬伤。
　　
　　包身工的工资到底有多低？夏衍先生在文中介绍说，“芦柴棒”作为生工，“最初，工钱是每天十二小时大洋一角至一角五分，工作是不需要任何技术的扫地、开花衣、扛原棉、送花衣之类。几个星期之后就调到钢丝车间、条子间、粗纱间去工作。”第一年的平均工钱是每天三角二分，第二年的平均工钱是每天三角八分。相当于每月10块大洋。这个“十块大洋”到底是什么概念？我们看看1933年发表的叶圣陶先生在《多收了三五斗》中的介绍就清楚了：对于粮食丰收的地区而言，“糙米五块，谷三块。”既十块大洋相当于在丰收地区的2担大米。她一年的收入相当于24担大米。毫无疑问，这种收入水平比她在农村从事农业，要高的多的多。
　　
　　问题在于，这个收入被“带工老板”买断了。包身工们通过卖身契约，获得的仅仅是一个从“生工”变成“熟工”的锻炼机会。其实她们还获得了三年后成为“自由工人”的机会和信息。从经济学上来说，该卖身契约对女工们的意义，实际上相当于上海需要招收女工的用工信息的成本。带工老板们掌握着这些信息，该信息如此昂贵，以至于包身工们为了获得它必须支付3年白干的代价。
　　
　　信息成本属于交易成本，这种交易成本越高，对达成交易的阻滞作用越大。但是，这种交易成本到底由谁支付，取决于这种交易对谁更迫切。企业招收合意的员工面临的是利润的诱惑，包身工们获得该项工作机会面临的是延长生存的可能的诱惑。因此，该信息成本由包身工们支付而不是工厂支付，是可想而知的。
　　
　　当然，这种信息的利润水平如此之高，诱导了带工老板们鼓动他们“一根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在“全上海三十家日本厂的四万八千工人里面”，替厂家招来了“包身工总在二万四千人以上”。其实推动上海由一个小渔村演变为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东方巴黎”，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上海的地利——它在航运成为各国之间资源互补的纽带的条件下，上海成为中外各种资源进行交易和生产的中心。在整个产业链上，带工老板们扮演的是佣工信息的供应者角色。只要这种供应越短缺，那么这种信息就越值钱。道德谴责如果无助于改变这种信息短缺的状态，那么谴责也就无助于改善这些包身工的就业环境(包括吃、住、工作时间等)。
　　
　　可以推测，如果这种信息的利润水平能保持如此之高，那么，三年以后，将有不少包身工无须从事“自由工人”职业，而是从事“带工老板”的职业，从自己的家乡招收更多的女孩脱离农业，从事工业。我的意思是：利润水平的降低缘于竞争激烈，而不是缘于记者的道德谴责。到现在，通过分工的演化，“人才信息”已经发展成为一项专门的行业，而从事这一行业的资本却基本上只能获得平均的收益率。是这种行业竞争的激烈程度，而不是所谓的“记者的良心”才导致了信息价格的降低。
　　
　　我们再来看看中日两国工人的工资差距。夏衍先生准确地记录了当时二者(两国的包身工)的差距是：“一些在日本通常是男工做的工作，在这里也由这些工资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们担负下来”。正是中国工人的廉价劳动力所形成的绝对优势将日本的工厂迁移到了中国。东北师范大学的董长芝教授在《中国现代经济史》中介绍说：“到1936年，外资纱厂的纱锭占中国全部纱锭数的46.2%，线锭占47.4%，织布机占56.4%。担外资纱锭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厂中，是生产和效率上，华厂远不如外厂”。“从1894年到1936年，中国的官营资本增加21倍，民营资本增加175.4倍。从1920年到1936 年的16年间，属于南京政府主导的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代’”。
　　
　　笔者查阅了国家统计局的“国际统计数据2004年”的相关数据。199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为320美圆，2003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为1100美圆；而1990年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是26960美圆，为同期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的84倍；2003年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为34180美圆，为同期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的31倍。

    如果考察日本的国民收入，还有一点绝不能忽视：他们根本不存在中国这样的“城乡差距”，而中国户口制度和福利分配跟着户口走的客观现实，导致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一直高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的提升速度。这更加清晰地解释了，为什么农民工愿意进这些记者眼里的“血汗工厂”。因为他们原先生存在比这些工厂的工作、生活条件更差，收入能力更低的血汗农村。

    毫无疑问，是改革开放，吸引了外资，促进了国内投资，提高了中国的生产能力才导致了这种差距的缩小。而闭关锁国导致的却是中日间国民收入水平的迅速拉开。要进一步缩小中日间国民收入水平的差距，惟有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不动摇，坚持吸引外资和鼓励内资不动摇。

　　最后我们来分析一下夏衍先生的该报告文学的价值所在。
　　
　　1995年，张宝华先生称赞到：“他的报告文学强化了文学色彩。他运用了小说、散文乃至戏剧、电影的一些富有表现力的艺术手法，使其具有了文学的形象性、生动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是的，这种艺术感染力深刻地影响了几代读者。夏衍先生在《包身工》一文的最后，用最严厉的道德谴责表达了他的愤怒：“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的冤魂！”

　　这种道德谴责导致读者很容易得出符合“道德逻辑”的结论：无论中外，资本家都是没有良心的坏蛋。必须推翻这种“人吃人的制度。”

　　请注意：他既没有提出“工会”之类的维护人权的制度建议，也没有看到只有投资增加，才会增加对工人的需求；只有资本家之间对劳动力需求的竞争加剧，才会提升工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条件。才会促使将更多的农业人口转为工业人口，使这些原先靠天吃饭的人脱离从事农业所面临的巨大不确定性。更没有看到普遍的社会保障制度才是提升穷人的尊严的必由之路。
　　
　　《中国工人》1959年第6期刊登了夏衍先生的新作品《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在该文中，作者写到：“解放之后，我去看过上海的曹杨新村、控江新村，我也曾去看过工人医院。看到这些，不知别人是什么感觉，我却总会很自然地联系起包身工的生活。包身工的形象，想起来就会使软心肠的人流眼泪。什么面黄肌瘦、骨瘦如柴这些话，都是不能形容她们的真实情况的。没有病的包身工是很少的，最多的是肺病、脚气病、皮肤病。这些包身工的两只脚已经肿得像碗口一样粗了，还是成天成夜地站在机器旁边工作。去年冬天我在北京参观了一处女工宿舍，看到她们床边有书籍、雪花膏、香水等，我替她们感到了幸福。最初我混在包身工群中观察的时候，最使我受不了的就是那种难闻的臭气。”

　　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他对比新旧社会“二重天”的时候，中国却正处于由史以来最严重的饥荒之中。饿死几千万人的悲惨没有打动他的良知，留下与《包身工》那样打动读者的控诉。他记录的是“她们床边有书籍、雪花膏、香水等，我替她们感到了幸福。”不客气地说，当记者的良知遭遇了强权的约束的时候，会打折。
　　
　　文学家都是煽情高手，而且相互学习如何煽情。而经济学家却强调理性，而且相互指责对手缺乏理性导致的人祸。结果文学家获得了习惯于感性思维的读者的支持，经济学却只能得到拥有足够理性的读者的支持。不幸的是：后者只有前者的N分之一。美国的经济学家钱德勒写的《看的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论证了现代大型联合企业的诞生乃是市场和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管理协调的“看的见的手”比亚当•斯密的市场协调的“看不见的手”更能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发展、“经理阶层支配”是现代工商企业的本质。而该书用了近一半的篇幅，非常详细地介绍了美国的“枕木”发展的历史，结论是——美国：经理式资本主义的策源地。但是按照文学家的描述，结论却是这些经理们踏着枕木下的尸首发财。
　　
　　当读者成为作者的时候，夏衍先生的艺术手法就开始成为这些作者的艺术手法。文学性思维既是作者的同时也是读者的思维方式。作者采用的形容词越煽情，越容易吸引读者的眼球。当下，“血汗工厂”大概就是最符合夏衍标准的新概念。大多数描写“血汗工厂”的文本，都可以从中找到《包身工》的叙述痕迹。
　　
　　对于所有对“血汗工厂”的控诉，我个人的判断方式是：1、无论是老板、记者、工人、管理人员，每个人都是理性人，都是在约束条件下，为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作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2、每个人都面临着来自同行的竞争压力，所有的反应都是基于该压力的反应；3、每个人是否都拥有选择的自由。4、保障其权益的制度是否公正。5、谁在增加工人们的收入水平？是老板还是政府官员还是记者？
　　
　　“包身工”在夏衍的眼里，是被管理人员欺骗了。但当我们了解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业还处于由老天爷的不确定性所作弄的时候，这种卖身契约其实是对包身工们延长生命的最有利的选择。更简单地说：如果夏衍先生自己就处于那些女孩的境遇下，他/她也会作出签约的选择。是的，历史已经证明，缺少保障权益的制度是导致包身工们悲惨境遇的原因。所以，正解是建立保障工人权益的制度，而不是打倒资本家。只要没有由工人自己做主的工会制度，无论谁当资本家，都会无休止地压榨。作家们如果当了资本家，其行为方式将与他们所谴责的老板们一样一样。其实，正是血汗农村的客观存在才导致了血汗工厂的存在。当她们在农村付出了同样的血汗却还不能获得工厂的收入，进入工厂是她们的最优选择。
　　
　　其实，只有投资上升才会有就业机会的上升，才会有工资水平的上升。如果投资减少了，就业机会就会减少，工资水平就无法提升。中国和日本居民收入水平的差异源于投资水平的差异。而不是源于日本的老板比中国的老板更有善心。更不是源于日本的记者比中国的记者有更多的义愤填膺。
　　
　　基本上，任何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最大的地方在那里。包身工们的悲惨不在于签定了卖身契约，而在于没有组织工会维护自己的权益的自由、在于没有退出游戏的自由，在于没有自由表达的自由。血汗工厂的工人的悲惨不在于他们进入了血汗工厂，不在于没有退出游戏的自由，而在于没有独立的工会组织维护他们的权益的自由，在于他们没有在媒体上自由表达的自由。在于他们只有被代表的自由，没有自己代表自己的自由。

当有的记者为的工人收入和待遇太低而义愤填膺、并斥之为“血汗工厂”的时候，他们很可能是真诚的。这种真诚来自对弱势群体利益的职业性的维护，来自传统文化的熏陶。但是，很多记者往往不理解经济运行的规律，而且我们的传统文化从来就没有经济学的基本知识为基因。特别是计划经济当道的几十年后的今天，不单是记者，包括很多读者的头脑中，仍然残留着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无从理解市场经济的基本常识，不懂得更好地提高农民工待遇的路径。

只要记者将“老板”与“工人”看成是利益对立的两极，就看不到他们是在共同创造财富，看不到农民工正在学习自古以来的前辈所没有的，全新的谋生知识和本领，所有出来打工的农民工，他们的后代绝不会继续回农村去种地；当记者不理解 “血汗工厂”是以“血汗农村”的存在为前提的时候，无论他们对“血汗工厂”的指责多么严厉，也不会阻止农民们蜂拥进入这种令记者们匪夷所思的工厂的脚步。

我不愿意在记者的“良知”上打赌，虽然南都报前主编程宜中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公共知识分子，但我更加信任制度对记者的机会主义行为的约束力。记者报道的客观公正来自读者的苛求和报社间、记者间竞争的激烈程度而不仅仅是看不见的“良知”。当记者们的自由受到“看不见”和“看的见”的手制约的时候，在他们的“良知”上打赌，十赌九输。

据 网易新闻 报道： 张殊凡浏览的一定是段义和炸妾案

　　强帖

　　中学生张殊凡在央视称互联网的一些内容“很黄很暴力”，令人费解。她究竟看到了什么网页呢？殊凡小朋友是极纯洁极上进的，她断然不会去用百度搜“美女”，所以只可能遵照老师要求去“关心国家大事”。回顾近年的重大新闻，唯一能同时构成“很黄很暴力”的，怕只有段义和炸妾案了。

　　段氏炸妾案很暴力，肉渣飞溅，让殊凡幼小的心灵饱受刺激。当事二人的缠绵细节并没有披露，但是对于一个纯洁的中学生来讲，这种有伤道德的新闻简直太黄啦！

　　温室中的鲜花，面对凄风冷雨的外界真实，恐怕都要产生这种震憾。

　　由此我们看到，正是因为现实有些东西“很黄很暴力”，才造成了互联网一些内容的“很黄很暴力”。互联网，毕竟是媒体是传声筒而已。

　　为了怕真实的消息刺激了孩子，殊凡的父亲可以藏起相关的报纸，却难以屏蔽相关的网页。资讯时代，一切消息如水银泻地，确实不太容易监控了。所以解决的办法就是让生活中尽可能少些“很黄很暴力”的案件。可是这很难，因为，段是一位官员，其示范力量是很强大的。

　　凯迪网友　肃慎书院主人

(本文来源：南方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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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条新闻的看法是：

 果然很黄，很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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